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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12月31日20：30，上海东方体育中心，罗振宇“时间的朋友”跨年演讲如约而至。
罗胖曾发下大愿望：跨年演讲要连办二十年。今年是第五场，也是倒数第十六场。
今年的演讲主题是——基本盘。也就是不去看那些一惊一乍的标题，人云亦云的情绪，而是转过头，看手中的资源，脚下的道路。只有基于基本盘，才能看清我们自己的努力方向。
以下是跨年演讲精华版全文，与你分享。
第一部分：开场
2019年马上就要过去了。你的心中有没有一个特定的人，在这一年、在某一刻，曾经点亮了你？
我有。
此刻，我想向他致敬，贝聿铭先生。
2019年5月16日，贝先生离开了这样一个世界，享年102岁。
他是一个在世上留下了很多座纪念碑的人。但是，你如果去读他的传记，会发现，几乎他的每一个建筑作品，在当时都面临责难和挑剔，都是历经千难万险才来到世间。
曾经有人问他：你怎么看待外界对你的挑剔？
贝聿铭对此的回答是：“我从来就没考虑过这样一些问题，因为我一直沉浸在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中。”
你，我，每个人都会有过这样的“贝聿铭时刻”。不论你做过什么、在做什么，你都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挑战。怎么办呢？贝先生的这句话是我听过的最好答案。
那么，这一次，我们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？
经济学家何帆会回答，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是什么？
投资人黄海会回答，我们的消费市场有什么新机会？
金融学家香帅会回答，我们要挣钱，钱从哪里来？
教育专家沈祖芸会回答，我们每个家庭最焦虑的教育问题，在发生什么变化？
科技产业专家王煜全会回答，中国的科学技术创新被美国卡住脖子了吗？
国际政治学家施展会回答，中国制造世界工厂的地位会被替代吗？
我非常荣幸地能够代表他们发布他们的研究成果。
说到处理问题，不妨先说一个我的问题：搞清楚跨年演讲是为谁服务的。
去年，我们讲了一个词，叫“做事的人”。后来，我遇到好多人，都说对这个词特别有认同感。但是，我觉得好像还是很模糊，应该更具体才是。
用两件事来描述，可能更清楚。
第一件事，是关于图书馆的。公共图书馆有一个责任，就是为市民举办各种各样的文化类活动。
2019年，我听到一个数，说有一家地级市的图书馆，才100多名工作人员，一年办了5000场活动。这个数给我惊到了。什么概念？你算下来，平均一天比13场还多。这家图书馆就是浙江嘉兴图书馆。
图书馆，这个东西好像已经很多年不在我们视野里了。在我们心目中，它应该是一个冷清的地方。嘉兴图书馆为什么这么热闹？5000场活动都干了啥？
我们自己可以先在脑子里想想，比如针对老年人，你要是办活动，你能想到的题目是啥？琴棋书画？养生保健？你看，想象力差了点吧。因为在很多人心目中，老年人是退出了社会参与的一群人，找个乐子，打发时间，安度晚年就行了。
但是嘉兴图书馆可不是想，他们是真干。一干就知道，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。
首先，很少有老年人愿意报名参加一个带“老年”字样的活动。更重要的是，老年人恰恰需要的是社会参与。所以，他们为老年人开发的讲座活动是：怎么用智能手机？学会了智能手机，就可以查公交线路、淘宝购物，甚至自己上淘宝卖货了。
最受欢迎的讲座，你可能想不到，是怎么做电子相册。拍照片，选照片，配音乐，上字幕，发到微信群里，做完特别有成就感。这是老年人力所能及的一项创造性活动。请注意，重点是“创造性”。这既是这家图书馆对老年人发自内心的尊重，也是自己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一种高级的理解。
你看，就是这样通过在真实世界的摸索，嘉兴图书馆一年办出了5000场活动。
什么叫“做事的人”？他们不是在解决一个个想象中的问题，他们是在回应一个个真实世界的挑战。
如果我认同这个理念，到底怎样回应真实世界的挑战呢？
今年，我偶然翻到曾国藩讲的一个故事。农村里，有个人出门，看到在一条很窄的田埂上，俩人顶上了，谁也不让谁，谁也过不去。为啥不让呢？因为俩人都挑着很沉的担子，路太窄了，谁要让，谁就得从田埂上下去，站到水田里，沾一脚泥。
你作为一个旁观者，想上去劝，咋劝呢？谁也不服气啊。
那曾国藩的故事里，这个旁观者是怎么做的呢？
他走上前去说，来来来，我下到田里，你把担子交给我，我替你挑会儿，你一侧身，不就过去了吗？
你看，只要你的身份稍稍转换一下，从一个旁观者，变成一个置身其中的人，把自己放进去，是不是一个看似无解的事，就有了答案？
曾国藩管这种方法叫：躬身入局。
什么叫“做事的人”？不是置身事外，指点江山。而是躬身入局，把自己放进去，把自己变成处理问题的关键变量。
但是，用“做事的人”来形容你们，还是觉得有点不到位。我得找到一个新词。
有一天我的同事，得到大学的教研长蔡钰给我讲了一部老电影《风声》里的一句台词：“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，我辈只能奋不顾身。”
她记了这句话十年，只因为其中那个词——“我辈”。她说：我辈这两个字里，写着对世界的主场感和建设性。无论哪个时代，我辈都是最令人神往的那群人。
“我辈”只是个代词，本来没啥意义，但是任何一个人都能感受到，这两个字里面有一种骄傲的认同感。
直面挑战，躬身入局，皆为我辈中人。
你不要以为这是我的发明，我辈这种人，何时开始有的？从我们这个民族精神发源的地方，我辈这种人就有了。
西方经常说，我们中国人没有信仰。但是，中国人没有信仰么？今年我看到一段话，如果你把中国那些最著名的神话，真的排出来，你会发现这样一组故事：盘古开天，女娲补天，后羿射日，夸父追日，精卫填海，愚公移山，大禹治水。
你发现什么共同点么？中国人从来不臣服于压倒性的力量，而是在面对一个不可能战胜的对手的时候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
跨年演讲为谁服务？就是为这样的人服务的。
法国作家加缪曾经说过：不要走在我后面，因为我可能不会引路。不要走在我前面，因为我可能不会跟随。请走在我的身边，做我的朋友。
请走在我的身边，谢谢你，各位时间的朋友。
第二部分：什么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？
此时你心中一定有一个问题：中国经济到底怎么样？
你要是问我预测，我是真不会，那是经济学家的工作。
你要问我个人感受，可能我20年都这一句话：我辈正处于一个持续上升的通道中。
经济不是预测出来的，是干出来的。如果你觉得好，不错；如果觉得不好，那就努力干。
更重要的是，观察2019年中国经济的角度不仅是好和坏、乐观还是悲观，还有好多角度。
比如，曾鸣教授说：“容易赚的钱肯定是没了，往后大家都得做更辛苦的事。”
关于更辛苦的事，曾鸣教授还有进一步的解释：你别以为到下沉市场就算更辛苦了，也别以为找细分需求就算更辛苦了，这都不算。真正的机会是，改造每一个值得被重构的传统产业，这才是一件具备创造力的“苦差事”。
你看，在曾鸣教授的眼里，中国经济有冷有热，不是个总体上的好坏问题，而是一个干什么事和怎么干的问题。肯干苦差事就有机会，只想挣容易的钱，就没机会。
慈善家王兵提醒了我一个角度，2019年的经济现象，背后本质上是因为技术进步的速度太快，而社会演化的速度太慢，这二者之间产生了摩擦。
比如说，很多人年到半百还要闹离婚，为啥？因为医学技术进步了，百岁人生可能成为常态，一对夫妻五六十还闹离婚很正常，原来忍忍就结束了，现在还要再忍五六十年，忍不了了。你看他说的是时代错位问题，不是悲观乐观问题。
再比如，商业观察家梁宁说，有人给她看了一份100多个陷入困境的公司清单，她发现了一个问题：每个陷入困境的公司，同行里都有对应的正面典型。
做保健酒的椰岛鹿龟酒陷入困境，但是主打健康概念的食品开始爆发。
做饮料的汇源果汁陷入了困境，但是一批年轻态的饮品，开始异军突起。
都说服装不行，李宁变成了中国李宁，火了，成了国潮。
梁宁说背后的原因是市场人口换代了。你知道吗？现在生活在中国这片国土上的人，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人，超过了之前的。
你看，她说的是人口结构问题，也不是总体上的好和坏、悲观乐观的问题。
而吴伯凡老师面对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，给出的答案更有趣，他甩了一句话给我：2019年就是典型的“悖论之年”，好坏都有，同时并行。
投资人张颖提示了一个角度，我觉得也很有意思。
张颖今年下半年有段时间，天天组织人看电影，连拉带拽，动员所有创业者，都去看一部纪录片——《徒手攀岩》。
张颖为什么这么积极地拉人看这部纪录片呢？他是一个投资人，他其实在跟这个时代的创业者说：徒手攀岩的过程不是克服困难，而是习惯困难。
我理解，张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中国经济到了一个节点，就是从一个模式要转换到另一个模式，我称之为：从电梯模式切换为攀岩模式。
什么意思？所谓电梯指的就是，那些稳定的、确切的通道。过去我们理解这样一个世界的方式，只要搭上电梯，就能往上走，而且非常确定：好好学习，就能考上好大学；学历越高，就越能进好单位；进了好单位，就肯定比卖口红的挣钱多，今年这话，你在李佳琦面前再说说试试？
现在的中国已经切换到攀岩模式，下一步往哪里爬，每一步都在考验我们的创造力和选择能力。
刚才我们讲的这几位老师的看法，没有一个用“好”或者“不好”这个简单的方法来判断中国。
接下来我们就开启何帆老师带回的这份报告：《何帆中国经济报告》。他是我们派出去的六路研究队伍中的第一队。他们走访了40多座城市，数十个产业，采访近300人。看看支撑我们中国经济走到今天的基本盘到底是什么？在这个基本盘上，我们又该怎么行动？
何帆老师给我一个启示：在这个时代的中国，从电梯模式切换到攀岩模式，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。
提到中国经济的基本盘，我们首先会想到——
极其完备的基础设施、全球最大的供应链体系、世界最大的统一市场、从未中断的文明共识，当然，这一切都离不开国家超强的社会组织能力。
所有这些其实就一件事：超大规模。理解中国经济基本盘，必须把超大规模作为前提。但我们就停留在这么？肯定不行啊。我们还得往深了想。
超大规模仅仅意味着大、多么？不，它还意味着另外一件事：复杂。复杂意味着什么？就像在攀岩的时候，地形越复杂，抓手就越多，向上攀援越容易。
我们来看看复杂性是怎么成就中国这一代人的。
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是从农村来到城市，从小地方来到大地方，很少有谁一步到位。但是每走一步，这个社会都能给我们提供落脚点和抓手——就像攀岩的岩壁上充满了抓手和歇脚的地方。
你就想，今天一个农村男孩来到上海打拼，没学历、没技术，当个快递员总还是可以的，人老实肯干，大几千的收入还是有的，这不就待下了么？然后站在这个点上往下一步进发，能学个手艺、入个行当吗？能好好干，当上主管吗？
这个人大家认识么？杀猪的。
不认识也很正常，因为他上一次火还是16年前。媒体上称他为：北大屠夫，陆步轩。新闻媒体报道他，主要是因为大家惊讶地发现，一个北大中文系的高才生，居然沦落到卖猪肉。
我们可以回到当时的情景，对于这个人的处境最善意的理解也就是：行行都一样，不分高低贵贱。你该不会是觉得，一个卖猪肉的，也就只能那样了。
但是这两年，他又火了，因为他卖猪肉干大了，成了一名卖猪肉的企业家。根据新闻媒体报道，2018年他们公司，销售收入有18个亿。
你看他前半辈子，从边远的农村，考上了北大中文系，在当年就算是坐上电梯了吧？不好使啊。没找着合适的工作。就耗着么？没有啊。从电梯里出来，哪怕上菜市场卖肉，也有机会。这就是最后一站了吗？也不是。还可以继续往前走，把卖肉的摊子发展成为一个正规的企业。当上企业家，就能够轻松的享受了吗？还是没有啊。你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吗？在抖音上当网红呢，跟现在的年轻人聊聊猪肉，聊聊人生，发一条短视频就有好几十万人点赞。
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，陆步轩的故事在中国都非常常见。
你看一个人的一生，哪里是一个简单的标签、一部直达的电梯就能解释的，复杂得很呢。这就是我们中国社会复杂性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抓手。
当然我知道，我一讲陆步轩，就有人说那他是赶上了创业大潮，又赶上了猪肉涨价，是个幸存者偏差。那我们看一下30年前，可能和他一起在北大食堂打过饭的那些人吧：
张益唐，世界著名数学家；
李彦宏，百度公司的创始人；
西川，著名诗人；
陈涌海，物理学家；
郁亮，万科集团董事长；
宣明栋，得到App总编室主任。
那你要非得说，他是北大毕业生才享受了一些好处，一般人没这机会，你再看看这几位：
米雯娟，VIPKID的创始人，没上过大学；
张勇，海底捞的创始人，没上过大学；
李想，车和家的创始人，没上过大学；
黄章，魅族的创始人，没上过大学；
还有这位，国民女神，老干妈的创始人陶华碧女士。众所周知，基本上就没上过什么学。
这就是中国，无论你身处哪个位置，你都不能说自己没有机会。
什么是好的时代？就是走在街上，我们不敢小瞧任何一个人。
其实不光是个人，我们再来看一座小镇的故事。这座小镇就是乌镇。
乌镇有个有意思的地方。它分东栅和西栅。
东栅是原生的自然市场，和上海周边很多的古镇一样，家家户户搞旅游：开客栈、办餐厅、卖特产，今天尝试个这，明天尝试个那，充满了活力和烟火气。
而西栅呢，把原住民迁出去，雇佣成员工，统一规划，整体升级。举办互联网大会的地方是西栅，去过的朋友都知道，门外是江南水乡，门内是Wi-Fi、大床。
东栅全是自家生意，充满了能动性和灵活，什么容易赚钱，游客喜欢什么，东栅最容易嗅到风向，动作最快。但同时天花板也明显，商品服务同质化，追求短期效应。
所以，假如没有西栅陡然提升了这个古镇旅游服务的基础设施，秩序和标准。你看到的乌镇就是中国无数此类景区的一个，一样的小桥流水，一样的旅游纪念品，不会是今天这个脱颖而出的古镇旅游的旗舰。
你不觉得吗？乌镇就是中国的某种缩影，有人在前面探路，自由自在，但也承担代价，有人在后面修路，把探路出来的成果，固化为基础设施。
不断地寻找抓手，走一步，踩实一步，再寻觅下一个抓手。一步一步地往上走。这整个过程，不也是在徒手攀岩么？
你回到观念世界，始终有这样的争论——自由市场好还是强管理强规划好，但是在现实世界里其实没有这种矛盾，躬身入局，其义自现。
熟悉中国改革开放的人都知道，浦东、深圳都是这样出来的，始终都有探路的、有修路的。
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纳西姆·塔勒布说：世界上有两种人，一种想赢，一种想赢得辩论。每当我们陷入纠结的时候，就想想乌镇。在乌镇外的人还在为两种模式哪个好搞辩论时，乌镇则早已开干，管他呢，反正乌镇真想赢。
你看，有这种复杂性的国家，当然就能出现一种新的成功模式，何帆老师称之为：在复杂环境里的演化算法。
而生物学家王立铭教授说：对啊，演化算法是地球上唯一可靠的成功学。
我们面对这么一个岩壁，有那么多抓手，面对中国的复杂性的时候，我辈应该采取的姿势是什么？
何帆老师在最新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词：苟且红利。意思是虽然看起来所有人都在做事，但是其中有大量的苟且者。你只要稍微比他们往前一点点，就能享受到的那个红利，就是苟且红利。
我们稍有成就的人，可以扪心自问，我们的那些成就真的是因为天赋异禀么？不是，是因为我们在某些时刻，比别人稍微认真了一丢丢，这就足够了。在攀岩时代的中国，咱们比周边人认真一丢丢，这就足够了。别人的苟且，成就了我们的努力。所以苟且红利准确来说，应该是不苟且红利。
我给你举个例子：
前几天，我打了辆专车。估计很多人都打过。下车的时候，司机都会要你给个好评。因为五星好评对司机很重要，能被优先派单。很多人没给，往往是因为下车的时候，忙忙叨叨给忘了。而那天我见的那位司机呢，你看他这一通操作：
首先，离我们家还有二三百米的时候，他非常有礼貌地和我说，我提前给你结束行程，少收你点钱。听到这句话，你肯定觉得，占便宜了。
我正要说谢谢呢，紧接着，这位司机就和我说了一句话，麻烦您，如果您方便的话，能不能给我点一个五星好评？
你看，这话一出口，我人还在车上，正好还有空，刚占了人一便宜，不点还是人吗？
就这么一个简单动作，我心里对他顿生敬意。我就坐他这一回车，都没跟他聊过天，但我心里知道，这人对他的工作不苟且，同行业面对的共同问题，他会想一个办法解决它，这样的人一定在这一行里出类拔萃，收入一定高。哪怕将来改个行，他照样有前途。
我们是不是从小到大，走南闯北，到处能够遇到这样的人？这就是我们的中国。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着力点。往旁边看一看，迈出这么一小步，这就是你向上攀岩的着力点。
我知道说到这里，你还不过瘾，你老想找何帆老师要个答案，要个对未来的预测。
但是就像互联网思想家尼葛洛庞帝那句话所说的：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，就是把它创造出来。
第三部分：消费市场有什么新机会？
刚才我们说到，中国像一个攀岩胜地，到处都有抓手，可以让我们向上攀爬。但是，机会到底在哪呢？
以前总是忙着赶新风口，我们就容易忽略一个非常确定的机会：消费。你想，不管何时，老百姓总要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嘛。
2019年发生了一件事，今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超过40万亿人民币。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从今年开始，中国会超过美国，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。而且中国现在的年均增速，比美国快得多。也就是说，从2019年开始，我们的消费能力不仅会向全世界最强迈进，而且还会慢慢的强。
投资人李丰还提醒我：我们不光是消费能力强，供给能力也强，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大最完整的供应链，不光需求供给都强，我们的效率提升还非常快。我们在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代表的，新一代技术的应用和转化速度也是首屈一指的。
你看，最大的供给，最大的需求，最快的效率提升，这三个变量同时集中在一个国家、一个市场，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极其罕见。会发生什么呢？结果一定会超出我们的预想。
所以，投资人黄海在看了1000多个消费项目之后，带回了一份关于中国消费市场的调查报告：《中国消费产业报告》。
黄海老师下了一个判断：中国消费市场正在多点爆发。
网红带货、盲盒、潮牌，好多现象大家可能已经看到了，那么这个消费市场，和我们每个人有什么关系？有哪些抓手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每一个人往上爬的？
至少有三个巨大的机会：
第一，新基础设施。
咱们从一个现象说起。
今年的天猫彩妆品牌冠军是谁呢？完美日记，一个全新的中国品牌。
更有意思的点是天猫彩妆前三名的历史：巴黎欧莱雅112年，雅诗兰黛73年，而完美日记只有2年。
如果倒转十年前，做一个新品牌，干个实业，2年，你连工厂投产都不可能。更别说，做品牌、通渠道、上规模，那都是需要花时间才能熬出来的事。为什么完美日记只花2年时间就能当第一呢？
因为它很好地借助了中国新基础设施。
基础设施指的不单单是铁路、公路和机场。它指的是一个创新者可以完全放心甩出去，让别人干的所有事。
我们还是拿中国化妆品来举例子。在今天中国的市场上，你要想做一个新的化妆品品牌，很多事你不用自己做了。你只需要做好一件事：定义好你的那个不可外包的核心能力。比如，洞察用户、连接用户、把用户服务好，剩下的所有研发设计、制造、物流、营销平台，都有现成的基础设施为你提供全套解决方案。
我们再看一眼中国的新基础设施——
假如我有个靠谱的方案，这个方案怎么变成货呢？中国庞大的制造业实力是我的后盾。
有了货，货在哪儿卖？中国强大的电子商务平台就是我的基础设施，通过它，我可以触达8亿用户。
电商争气，这事就完了吗？电子商务平台的下面是发达的物流体系。1美金的平均快递成本就可以通运全国。这事在全世界都是奇迹。
那再往下看呢？中国物流的下面，是持续几十年没有间断的村村通工程的结果。在这么大范围的国土上，每一个村子都要做到通电、通路、通网络。
你知道吗？在一些边远地区，仅仅为了实现通电目标，每户的投资平均是4万块钱，要是靠收电费的话要100年都收不回成本。
有了这些基础设施，哪怕你身处在一个偏远的农村，只要你懂需求、会表达、能沟通。你都可以把这些基础设施利用起来，成为你自己的抓手。把茄子辣椒西红柿卖出个花来。就地致富，就地崛起。
所以，当我们乐呵地在抖音和快手上看农村小哥带货、卖当地土特产的时候，你只要抽身一看，看到的是一个全球唯一的、一层一层累加的、规模、深度、复杂性都极其恐怖的新基础设施体系。
再来看第二个机会，咱们还是从一个场景说起。2018年2月，有一个中国品牌来到了纽约时装周。他们做了一件简单粗暴的事情，把4个中国字，四四方方，绣在胸前。
这个设计，在中国的社会化媒体上炸了。疯狂转发的是谁？年轻人，95后。他们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李宁本人是何方神圣。他们只是单纯觉得，胸前那四个方方正正的汉字“中国李宁”，好酷，厉害啊。
2019年李宁最潮的一款鞋，你知道00后们对它最大的赞誉是什么吗，除了其中的二次元精神，还有一个我怎么也想不到的词：‘踩屎感’。啥意思？就是走路时感觉鞋子又软又跟脚，就像踩在屎上一样。年轻人们会在社会化媒体上写：吹爆它！
你看，这就是“中国李宁”这个品牌，在年轻一代消费者心里的样子。
凭借“中国李宁”这个子品牌，李宁公司沉寂多年之后，销售额首次进入百亿人民币俱乐部，股价涨了三倍。请问怎么解释这件事？
从李宁到中国李宁，把中国两个字堂堂皇皇地写在胸口，瞬间引爆了当代年轻人内心原有的那份骄傲和认同。
唯一合理的解释，也是四个字——中国红利。
今天几乎所有的消费品类，都迎来了一个通过中国红利而再做一遍的机会。
对我们四十岁以上的人来说，中国这个词非常复杂，我们从小就学习中国地大物博、人口众多。我们的处境从落后挨打、到奋起直追。选国货，一方面是爱国，一方面是便宜。
但是，对于十几二十的年轻人来说，中国的概念格外的简单：我的祖国，我自豪。你想今天一个中国年轻人如果出国，新鲜之余，他会觉得外卖不方便吧？好多地方没Wi-fi吧？高铁少吧？出门还得带现金吧？因为没有移动支付。
他们从小在这个环境里长大，对国家有一种天然的认同感。当然，等他们更成熟，也会意识到，我们要向世界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。但是，中国这个词，以及背后的那一整套文化符号，对他们的吸引力，是原生的，是天然的。这一代的年轻人以他们喜欢的方式，和我们的文化传承接上了脉。
2019年，淘宝上好几家汉服店，销售额不声不响都过了亿，最多的一家一年卖了4个亿，买家都是年轻人。你怎么解释？只有一个解释，因为中国文化符号。
过去这些年，产业界一直在讨论我们怎么做文创产业的问题：去日本学，去法国学。万万没想到，600年的故宫成了文创产业的头号大IP。故宫IP带火了一批网红爆款，背包、胶带、口红、月饼，好像什么都能带。你怎么解释？只有一个解释，因为中国文化符号。
连华为这样的科技公司，在为下一代产品注册商标的时候，也恨不得注册了一本《山海经》。操作系统叫鸿蒙，实验室叫玄武。还有什么昆仑、浩天、灵豸、饕餮，这样的字眼总让我们内心澎湃。你怎么解释？只有一个解释，因为中国文化符号。
这就是中国红利。它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化源远流长，在这个时代喷涌而出，可以最快地唤起我们内心深处的认同。只要在这个国家里，都能把它变成自己的抓手。
再来看第三个机会。
得到App总编辑李翔过去一年一直在做一件事，研究历史上那些巨富的产生。他告诉我，巨大的财富创造过程中，必然伴随着整个社会结构和我们正常的生活习惯的变化，其中一定会带来一批世界性品牌的崛起。
你可能会说，建设一个国际品牌，这能做到吗？今年，我听梁宁老师讲到一套方法论。这个事，其实如果花力气、花时间，我们不是没机会。
先说检验品牌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，梁宁老师说：品牌，就是你愿意和它自拍。说白了，就是能和用户建立起真实的社会关系互动。你能和多少人建立起真实的社会关系互动，你的品牌就会有多大。
比如，你想喝咖啡了，自己点一杯，这未必是品牌。但是，你愿意带你的朋友，一起去某个咖啡店喝一杯，这就是品牌。
再比如，你买了一双球鞋，自己跑步的时候穿，这未必是品牌。但是，你买了之后愿意拍一张照片，并且晒到朋友圈，这就是品牌。
走在路上突然想上厕所，没有公共厕所，这时候你只看到一家中餐厅和一家肯德基，你说你会去哪家上厕所？大概率是肯德基，但你琢磨过为什么？
很简单，你和中餐厅之间，除了消费没有别的关系，但是你和肯德基之间，有很多层次的关系，你和它的互动没有一点负担，这就是品牌。
让我们试着回答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：中国消费市场，机会到底在哪里？
就是：利用中国红利和新基础设施，创造一个世界级品牌。
这当然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挑战。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就在这几年，它一定会发生。
正如100年前，一个类似处境的我辈，一个世界级品牌的创造者，一个上升国家中的攀岩者亨利·福特说的那样：“我们已取得的进步，足以使人振奋。但与未来我们将拥有的一切相比，今天的一切微不足道。”
第四部分：钱从哪里来？
金融学家香帅老师和她的调研团队工作了一整年，考察了十几座城市，收集了3亿条数据，这些数据覆盖了368座城市、2900个区县、十几亿人口，形成了2019版《中国财富报告》。
这份报告回答一个你肯定关心的问题： 钱从哪里来？
我们先从一个数字开始：73%。
这个数是2018年，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，有73%来自于劳动所得。
这不是中国自己的现象，即使在美国最顶级的富人当中，劳动收入也占家庭总收入的一半左右。也就是说，钱生钱，其实是少数，人挣钱，才是多数；闭着眼睛挣的钱，其实是少数，睁着眼睛要花力气挣的钱，才是多数。
我看完香帅老师的书之后就觉得很开心，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有钱，大家都得下地干活。这让我想起我们办公室墙上贴的一句话：力不到，不为财。这才是个人财富的基本盘。
27%的事儿都在香帅的报告里详细展开。今天我们专心说说73%的事。
有一天，香帅两口子在家里聊天，说起海归博士回国当教授，起薪一年50万，扣掉所得税，每个月到手不到3万。
育儿嫂听到了，震惊地放下手中的活：“啊，文化人挣得那么少？”
没错，现在在北京，一个育儿嫂，纯现金收入每个月至少一万。要知道，10年前，当教授的起薪是一年三四十万，阿姨们每个月拿多少呢？1000块。
育儿嫂这十年，工资增长得太快了。
香帅随后发了一个朋友圈，很有意思：我因看见了风暴而激动如大海。
这是她引用的里尔克的诗。那么，她到底激动个啥呢？
随着中国开始进入万元美金社会、以及人工智能普及化的影响，中国人的财富状态，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，概括起来就是：人和人的连接，正在决定社会财富的创造、分配和转移。
请大家记住这个词，人和人的连接。
什么意思呢？说个我最近听到的事情。
我们得到大学郑州校区有个同学叫岳海龙。他是做物流公司的。做物流公司要铺网点，需要选择大量的加盟商，怎么选呢？是看他的本事吗？学历吗？投资吗？经验吗？都不是。他做这行有个窍门叫：三个当家人，一门穷亲戚。
三个当家人啥意思？你不是光棍一个，而是还能再团结来两个人，甭管是小舅子还是媳妇和你一起合伙干，这说明了你人际能力的连接性。
而一门穷亲戚，其实是他们在考察一个人的人际能力的可扩展性，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，这个业务到了最忙最苦的时候，你从市场上完全抓不到人的时候，你总有一个信得过的人，替你冲上去。
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每一个人的财富状况，不仅取决于自己的能力，还取决于自己有什么样的人际连接能力。
刘润老师告诉我，一个人的财富基本盘，有两个组成部分，第一，你自己的本事，第二，你和其他人连接的本事。而后者是前者的放大器。
带着这个视角，再来打量中国人的财富版图，你会发现，有些职业正在起变化。
比如说房产中介，中国有100多万从业人员。过去的理解，这是一个把人和房连接起来的职业。但是，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。他更重要的任务是要连接人和人。
现在大多数人买房，都是改善性住房，也就是先卖一套，再买一套。你知道这样的一个过程有多复杂？
第一，买主卖主都没那么着急，一套房成交的时间大大延长。在18个典型城市里，过去三年，一个客户从他第一次看房，到他定房的成交时间从26天拉长到了39天；而卖主把房子从挂出去到成交的时间，从62天拉长到了109天。
第二，在中介公司内部，也需要多人协作，才能成交一套房。比如北京这样的城市，一笔成交背后平均有8个经纪人协同参与。
你看，过去一套房成交时间短，靠一点销售套路是有可能赚到这笔中介费的，但是，现在时间一拉长，这套行不通了，你不跟客户真正彼此信任，还真就赚不到这笔钱。
这么一来，一个人现在再要去干房产中介这一行，对能力的要求就非常高了。他至少得是一个能够取得客户长期信任的高手、不光是客户要信任他，其他经纪人也要信任他才会愿意和他合作。你看，他还得是一个内部协同的高手。这个行业的财富分配天平就会向具备这种能力的人倾斜。
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老职业的新变化。
你知道吗？现在有不少这样的例子，在其他行业做得非常好的人，改行干保险。比如外企的、银行的、广告公司的、媒体的，甚至还有医生。我们得到App的李璞老师说，过去大家的一贯印象，转干保险的基本上就两种情况：要么走投无路，要么身怀绝技。这两年，身怀绝技的人，改行干保险的，慢慢的变多了。
改行的理由当然很多，但是深入了解之后，我才知道这一行对人的要求也在不断发生变化。
说个我的亲身体会，今年，我也买了一份保险，就在我要提笔签字的那个瞬间，对面的保险客户经理突然笑眯眯地跟我说了一句话：罗老师，你想好再签字哦。你签了字，我可要服务你20年咯。
注意，是整整20年啊。在这20年里，我出险了他得帮我报案，我身体要有点情况他得帮我联系医院，看完病拿着我的各种证明、清单、发票、分割单，去理赔报销。
说白了，他得跟我保持20年的紧密联系。对一个成熟的保险经纪来说，他要在几十年的时间里，同时跟很多人保持紧密联系。你想想看，他要是没有强大的跟人连接的能力，他是完不成这件事情的。
当然，要求高，也代表着回报高。你可能知道，现在做得好的保险经纪，年薪百万不是问题，而且时间还自由。但是，你可能未必知道，保险这个工作，是可以传代，可以继承的。
你就想，等他退休那天，把30岁的闺女带到我面前，介绍说：这是我孩子，相应资格都有，请让她继续为罗叔叔服务。你说这是不是就继承了？他这辈子的奋斗是不是就可以在代际之间传递？
为什么保险这个行业可以继承？因为它处理的其实是一组信任关系。本领可能会过时，资本可能会贬值。但是，人和人之间的连接，是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。
当然，房产中介、保险经纪人，这些职业本身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器，所以他们的财富能力，挣钱能力会提高。那你要说我这样一个职业不是这样的呢？难道我要改行么？当然不是。不管什么职业，在所有的选择关头，多和人连接，保证没坏处。
一个厨师，是只会埋头在后厨做饭，还是做了一道得意的菜之后，跑到前厅看看食客的反应，甚至聊几句？后者更可能成长为一个名厨。
一个程序员，是只会埋头敲代码，还是会主动加个用户的微信，聊聊使用体验？后者更有可能成长为CTO。
一个搞科研的，是只在实验室里守着设备做实验，还是愿意跟其它学科的人多交流交流，后者更可能获得科学突破。
这个趋势不仅体现在职业上，也体现在性别上。
最近我们公司CEO脱不花，给我们公司的小姑娘开了个会，说不要辜负这个时代给女性的机会。
脱不花也是有感而发，因为她最近这几年经常被徐小平老师表扬。表扬的方式是，每当有人找徐小平老师融资，徐小平都会问：你的“脱不花”在哪里？
徐老师其实是在问：你的班子当中有女性吗？这一点在国际上其实已经是一个共识。作为一个男性我不得不服。因为男性是个目标动物，当一个事目标清晰、路径明确的时候，男性很擅长，而女性更擅长协调关系，当这样一个世界上出现了大量需要跨界整合，柔性沟通的事情，一个班子如果男女搭配，更能从容应对。这个变化会给多少女性带来新的机会。过去常说的那块针对女性的玻璃天花板，有可能就此打破。你看，因为更擅长人与人的连接，未来女性的财富能力就会显著上升。
你问我，钱从哪里来？香帅的研究告诉我们，钱从自己的劳动里来，钱从更多的人和人的连接中来。
我们要特别澄清一个可能的误解，连接人和人的能力成为财富杠杆，这可不是花言巧语搞关系，而是通过连接人，提高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的能力。
今年，我在汪丁丁老师的一本书《思想史基本问题》里，看到一段话。
他说，一个人花5分钟就能想清自己生活的意义。5分钟能干嘛？汪丁丁说，就是问自己5个问题，并诚实作答。这5个问题是：你是谁？你干啥？你为谁干？别人需要你吗？你干了之后，社会变得更好了么？
这真是5个神奇的问题，你每能回答一个，就会发现了自己和这样一个世界的连接深了一层。与此同时，每能回答一个问题，你也分明地意识到，有大量的人，他们的连接能力被你甩在了身后。
这五个问题你答得越清楚，你的财富能力就越强。
第五部分：教育在发生什么变化？
接下来，我为你带来今天的第四份报告《全球教育报告》，来自教育专家沈祖芸老师。
提起教育两个字，摸着良心说，你什么感受？
我的感受是，这个话题成了全民焦点。
来看一个数据。新榜的徐达内给我看了一张表。2019年1月1日到12月30日，在微信公众号，同时有“教育”和“焦虑”两个关键词的文章里，有3470篇，阅读超过了10万+，平均每天将近10篇。“家长”“父母”’和“焦虑”连在一起的10万+，有6751篇，每天18篇。我们这代父母确实很焦虑。
假如陌生人见面没得聊，那就聊聊教育准没错。
我今年听说了一个段子：两个北京海淀的家长聊天，一个问另外一个：我们家孩子4岁，1500个英文词汇量够不够？另一个回答，在美国够了，在海淀不够。
我还听到过这么一件事：为了让孩子能上好学校，一波家长，用尽各种办法，偷偷摸摸地给孩子报补习班，当然，补习班这事，学校是不提倡的。那没上补习班的家长呢？也没闲着。听说这件事之后，偷偷摸摸举报了这些补习班。
我们家闺女3岁了，听到这事我也很焦虑啊。
那么，这个焦虑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？早几十年没这样啊。有很多种解释：比如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，没有名校的毕业证，社会的好多门你都敲不开；还有人说是因为经济发展了、教育工具多了，军备竞赛当然就升级了；也有人说人工智能要替代人类，把这一代家长吓着了。
但是，我听到最开脑洞的一个解释是，因为当年那些高考的受益者，被高考、被大学教育改变命运的一代人，也开始养育孩子，这些被称为“考二代”的孩子，冲进了教育市场。他们最相信教育改变命运这条道理。因此把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了这条赛道。让下一代重复这样的一个过程。就像玩游戏，突然有一批付费玩家集体上线，竞争怎么可能不激烈。
我还不能劝你别在意，哈佛前校长，德里克·博克不是说过吗？假如你觉得教育的成本太高，试试看无知的代价。
教育这个焦虑是解决不了的，但是它会变换一种样式。
坦率地说，人为了自己成长而感到焦虑，可能永远没有解药。人类文明本来也依托于此。但是，你有没有想过，焦虑会变换成别的样子。
所以我们委托沈祖芸老师历时一年进行的研究，价值就在于此。她在过去的一年内访谈了100多位教育工作者，考察了全球25所中小学校，12所世界名校，她发现，全世界的教育工作者，都在焦虑一个问题：工业时代形成的教育模式，已经跟不上信息时代的需求。
而沈老师今年最核心的洞察就是：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按照领域来划分的，而是围绕挑战来组织的。
你就想一想，今天你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哪一件事，不是一个综合挑战？别说做一个新产品、组织一场大活动，就是为你娃找个好幼儿园，给家里的房子装修，对你来说，哪个不是挑战？哪个挑战跟以往是相同的？哪个挑战是只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能应对的？
为了应对这个变化，有一些学校已经在往前探索了。
沈祖芸老师在过去一年，走访了很多学校，她发现，很多学校已经从题目入手，来重新组织课程体系。比如咱来看一道小学里的考试题——
如果你想增加一个节日，增加哪个节日，理由是什么？如果你想减少一个节日，减少哪个节日，理由是什么？
你看，这都不是考你任何领域的知识，这是给你一个真实世界的挑战，看你如何应对它。
再给你看一道中学语文题，这是我去参观北京一所名校的时候，随便走进一个教室，当时正好赶上他们在学史记。怎么学呢？背司马迁的生卒年份？还是朗读精彩节选？都不是，他们的任务是：给一个《史记》里的人物写一份求职简历。
你看，这还是一个真实世界的挑战，它牵扯的知识有哪些呢？
要想给刘邦写简历，首先，你得对刘邦的生平背景足够了解，有哪些工作经历，擅长做什么，有哪些社会上方方面面的人脉资源。
其次，你得了解他应聘的那份工作，你得知道这个工作需要什么能力。
更重要的是，你还得有本事穿越到刘邦的内心，站在他的立场上，帮他通过这份求职表，完成一次自我推销。
你看，这就叫世界不是按照领域来划分的，而是围绕挑战组织起来的。
你发现没有，当你还以为学校只是给学生灌输知识的时候，学校慢慢的开始了自我进化。从教学阶段开始，让课程对接真实世界的挑战。
十一学校联盟的总校长，李希贵跟我们说，课程这个概念本身都在发生转变。课程是什么？不是知识的注射器，而是要把社会上的那些挑战，孩子们将来会遇到的那些问题，打包浓缩，变成课程，让学生们提前体验。提前触发孩子们的禀赋。
比如十一学校的戏剧课，一般人一听这个学校开戏剧课，就觉得这个学校条件真好，能学艺术。但在十一学校。戏剧课的作用其实不单单是这个。
他们的戏剧课不分班，而是跨年级打通的。学生参加戏剧课，可不是化好妆上台演个角色那么简单。这只是其中一种工种。要让一出戏剧能够上演。得有导演吧？得有编剧吧？得有副导演在全校找演员吧？得有做服装的吧？得有管剧务的吧？甚至还得有管舞台灯光舞美的吧？戏排完了要上演，还得有管卖票、拉赞助、做海报的吧？这些工种，都是戏剧课的一部分。每个学生都能够准确的通过自己的想法，选择各自的工种。
就这样，在排演一台戏剧的过程中，学生们可以感受到艺术的魅力，可以锻炼组织协作能力，更有机会发现了自己潜在的禀赋。前几年就出过这么一个学生。他去上戏剧课，结果发现了自己给舞台灯光编程的天分，现在，他已经真的成为一名工程师了。
教育这个词的范畴在今天已经变了。因为教育本来的意思，就不是教材、不是课堂，而是人点亮人。
这件事在教育界，其实已经是一个共识了。中学是这样，大学也是这样。
这几年，深圳大学从录取通知书开始，就致力于把点亮自己的学生，作为教育目标。每一年深圳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都是一个引爆社会化媒体的网红现象。
他们会给新生寄出一个里面装着丰富内容的录取盒子。比如有一年在盒子里装了件t恤衫，学生在报到那天穿上，就能一眼被学长们认出来，获得学长的帮助和欢迎。还有VR眼镜，戴上之后，可以提前看学校的各种风景。
这已经很棒了。但是当学生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地都拿出来，他会发现在这个盒子的底部，印着这么一句话：清空了，才能装下更大的梦想。你要是今年的新生，你会不会感觉自己马上要去的这所学校很酷？你对大学生活是不是就多了一份神往？因为你知道你的学校，已经在未来的四年大学生活里，为你点好了灯。
多年之后一位深大毕业生，回顾他的大学生活时，也许这份通知书的分量，要超过很多课程。
还是那句话：课程的本质是激发禀赋，教育的本质是人点亮人。
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教育，那教育就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东西。除了学校教育，还有家庭教育、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。
我给大家讲一个得到用户的故事。他是一名警官，姓杨，在一所大规模的重刑犯的监狱里工作。
杨警官发现，服刑人员如果想要顺利地重返社会，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建设和能力准备。怎么办呢？作为一名警察实在是能力有限。他想到了一个办法，把他在‘得到’上学到的那些不错的课程，一份一份进行编辑、打印出来、形成讲义，供服刑人员借阅学习。通过这样的学习方法，他们具体学到了多少知识我不知道，但是有一个信号他们是清晰地接受到了，那就是这样一个世界上，有很多人在希望他们慢慢的变好，能够顺利地重返社会。
你看，这就是人点亮人的时刻。
前不久，一个刚刚出狱的人给杨警官发来了微信，说如果不是你让我在‘得到’上学了两年东西，我不会那么有平常心地回归社会。他说：“我特别感谢在监狱里，你让我学习了心理学。所以在出狱以后，我每天告诉我自己：如果这个社会接纳我，我就努力来回报它的接纳；如果这个社会不接纳我，我就更加努力地让自己配得上这个社会的接纳。”
我们得到一直在说做教育，直到听到这个故事的那一刻，我才真觉得我们是在做教育的。教育不见得是我们教给别人什么，而是我们有机会点亮他。
最近，我问过我身边的很多人，假设你身边有一个社区大学，你愿不愿意花时间把自己的知识变成知识产品，分享给别人？比如给写字楼里其他公司的人讲讲怎么做ppt，给小区里的老人讲讲怎么使用智能手机，给邻居家的孩子读读绘本。几乎无一例外，所有人听到我这样的一个问题，眼里都放光。
你看，这个时代的灯，远比你想象的多。
借今天这个机会，我们发布一个小计划。2020年得到老师和得到大学同学，盘了盘家底，计划将向全社会捐赠4155个小时公益讲座时间。
而且未来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，把这个时长扩展到1万、10万、乃至更多。
从这一刻开始，全国的学校、图书馆、企业、社区，只要你想接过他们的灯，都可以进入得到App，申请获得他们的时间。
前面几年跨年演讲，我都拜托现场的朋友帮我们一个忙，夸我们是中国最好的知识服务商。但是今年我们想清楚了自己的使命。我们是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个社会是否因为我们做的事情而变得更好。
所以今年拜托大家帮我们发布得到的使命，就是这一句：得到App，让知识成为每个人的力量。
如果你也认同的话，拜托在转发的时候加上这四个字：得到加油。
有一个朋友，给我讲了这样一个场景：她曾经在徒步时，路过一个非常边远的村庄，走进乡村学校的教室，教室里面只有为数不多的桌椅和黑板，墙上的标语没有我们小时候常见的那些标语。而是一句诗：走了那么远，我们去寻找一盏灯。
第六部分：中国科学技术创新下一步？
这一年来，我们经常展开这样的讨论：中国创新会被美国卡脖子吗？
王煜全老师躬身入局，分析和筛选了上百家优秀科技企业，跑了10个城市和12家以上的开发区，形成了这份报告《创新生态报告》，回答了这个我们都极其关心的问题。
2019年华为这家公司的处境，已经把这样的危险，实实在在地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。原来可以用的，不让用了，原来卖给你的，现在不卖了。
别的不用说，光是Google Play不让用，就让华为手机可能丢掉整个海外市场，那是个多大的盘子啊。华为光是2018年营收就有7200亿人民币。华为还有19万员工、10万名工程师、1万名博士，这样的企业居然都可能面临这样的威胁。这对中国人的情感震撼太大了。
打个不恰当的比方，就相当于当年唐僧师徒四人，历经千辛万苦，来到大雷音寺，突然里面传出话来：我们这出口管制，走开，不给。这不就尴尬了吗？
但是你发现没有，我们这个想象是有bug的。在《西游记》里面，表面上赞美的是取经者，但实际上把写经人高高地顶在了头上，真经是怎么写出来的不知道。好像这是神仙才会干的事。
但真实世界里的创新是这样吗？
举个例子，2019年最热的一个技术词汇，是5G。我们普通人对于5G的想象，往往就会把它想象成“一个技术”。
是这样么？不是啊朋友们，5G不是一“个”技术，它是一组庞大的技术网络和生态群落，这个技术网络长什么样呢？
如果我们要给5G写个小传的话，找来找去，公认的大神级人物也就只找到一位：土耳其数学家埃尔多尔·艾力坎。
然后呢？然后就没法写了。
因为它迅速地变成了全世界数学家、科学家、工程师、通讯公司、手机厂商、互联网公司在同一时间、不同空间里，各自推进的过程。是一个“分开走，一起打”的大会战，如果其中有人非说自己是总司令，那也太自大了。
你说这个技术网络是谁的？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像你问：数学是哪个数学家的？唐诗是哪个诗人的？谁的都不是，大家一起掺和着干出来的。
根据《华尔街日报》公布的数字，我们至少能知道两个事实：
1。 中国公司拥有36%的5G标准必要专利。
2。 中国公司的这个数字，比4G时代翻了一倍。
你看，在技术世界，中国公司不仅有存在感，存在感还在增加。
所以，真实的《西游记》故事也许是这样的，大雷音寺没有现成的真经，是来自东土大唐的师徒四人加入了大雷音寺杯编程大赛，一起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共同编程。然后成果共享了而已。要注意，这一场还是大雷音寺杯，如果爆发一次技术革命，来一场弯道超车，下一场没准就是花果山杯了，我们也欢迎他们来。
这样的事情，不仅在5G，在很多领域都在发生。
比如新能源汽车领域。中国比亚迪和日本丰田将在中国成立合资的纯电动车研发公司。有意思的是，在这个合作中，丰田看中的是比亚迪的研发能力，比亚迪看中的是丰田的品质和安全能力。
比如在药品研发领域。中国的药明康德慢慢的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新药研发服务平台，全世界前20名的制药企业，都在它这个平台上研发新药。
比如在无人机领域，在全球消费电子展上，已经能清楚看到，大多数参展的无人机厂商，甭管是哪个国家来的，展台上都印着DJI的logo，甚至连大疆的对手都是这样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无论是它们的软件还是硬件都是由中国深圳的大疆公司提供的，外国公司更侧重应用的开发。
所以你看，很多高精尖领域的技术，已经不是中国单方面向上取经，而是变成中国与世界共同编程。
回到科学技术创新这件事上，站在美国的角度看，要摆脱对中国制造的依赖。他们有他们的想法，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很难。因为中国制造还是有很大优势的。
中国制造手里有什么牌？
第一张牌是规模。
比如说，美国好多政客都在给苹果公司施加压力，要求它把生产工厂搬离中国。
到目前为止，苹果一直没有做这件事，为什么？
因为销量最好的时候，苹果需要外包工厂的峰值产量达到每天100万部，这大约需要75万名熟练工人。这个配套能力，到目前为止只有中国能整合起来。
中国制造手里的另一张牌是速度。
最近我看到有人分享自己的经历，一个北方大城市的制造企业，紧急需要一个模具，结果是东莞一家公司接活了。
发生了什么呢？晚上8点才提出需求，9点东莞团队开始3D打印，12点打印完成，深夜1点交给跨越速运发货，早上7点抵达这座北方城市，早上8点就用上了。
中国制造手里的再一张牌是成本控制能力。
你上淘宝查一下就会发现，只用花0.79元，就能买到一把5米长的钢卷尺。这背后是一种骇人听闻的成本控制能力。
那这背后又是啥呢？
今年我们做了得到阅读器之后才知道，这其实是因为分工能力。
大家都知道，我们今年和中国最领先的电子阅读器公司文石，合作定制了一款得到阅读器。
结果，项目干下来，你们猜，背后是多少家中国公司分工协作的结果？直接供应商就有110家。不说别的，就说这个外壳上的金属按钮，那我真是大开眼界：铝合金开料是一个厂，表面喷砂、氧化处理是一个厂，半成品切边是另一个厂，硅胶零件的开模和组装又是一个厂，最后安装到阅读器上，这活才算干完。
一年前，当我坐在北京的办公室，说要做个阅读器的时候，我知道这件事难度很大，要求很高。但是我从来没想到，它背后是几百家工厂合作的结果。
所以你看，就是因为有这些底牌。尽管美国的政客们，总是劝科学技术创新企业离开中国，但是企业很现实，他们倾向于跟全球最大的供应链和市场在一起。如果他们搬离了中国，不仅仅会丢掉供应链，还会丢掉市场。
这是站在美国这一头算的账，回到中国这一头，咱们可不能这么想。
亨廷顿说过一句话：“预测能否实现，取决于人们如何作出反应。”
事实上制造能力这个事，在世界很多国家都发展很快，比如越南和印度，包括美国自己的先进制造，也进展极快。美国人真要下决心，把一些公司的制造环节搬离中国，假以时日，也不是不可能。
关键就在这四个字里，“假以时日”。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甭管美国有多大的决心，只要还有一个时间窗口，我辈中人就大有可为。
有一句话，我们也是贴在办公室墙上：竞争意识损害竞争力。
什么意思？所谓竞争，就是你按照竞争对手划定的思维模式，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方式。那可不就一开始落了下风么？
所以，现在我们把刚才举的那些比方，什么上游下游、研发制造、头脑身体、中国美国统统忘掉。
真实世界是怎样？是一张包含了美国中国在内的，由全世界研发者、制造者、供应链共同组成的、遍及全球的创新网络。这里面没有输赢问题，只有贡献大小问题。谁贡献大，谁就更重要。谁在这个网络的位置更重要，谁就更有话语权。
给大家说个故事，这位科学家是戴维·白瑞迪，美国杜克大学的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教授。
他发明了一个超级相机，叫做螳螂（Mantis）。有19个镜头，十亿像素，隔着一个足球场，也能清楚地识别人脸。
你看，这个发明看起来应该很有前景。但是，白瑞迪教授马上就遇到了困难：在美国，民间的制造商根本没有相关的生产线，只有军方有可能。去德国跟日本呢？虽然技术很先进，但是只接大批量的订单。
可是，对于一个创新产品来说，它必须一步步迭代，随时调整设计，直到可以推向市场为止。而这样的一个过程，只有中国供应链能够陪着他完成。中国供应链不仅能做到一千件就可以为你开生产线，而且还能做到以“天”为单位进行方案调整。
你看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买卖关系，而是要手拉手，开始一段漫长的创新协作。
所以，白瑞迪教授带着他的专利，来到中国，开了公司。而且请注意，这家公司的总部，就在中国，就在上海。
这是一个挺有标志性的事件。对于跨国公司来说，业务可以全世界开展，但总部在哪里，还是一件很慎重的事。
这不是白瑞迪教授一个人的偏好。
今年，全世界瞩目的电动车公司特斯拉在上海的工厂，已经投产了。这是上海有史以来最大的外资制造业项目。
从1月破土动工到生产线具备投产条件，前后只用了10个月，工厂每年可以生产50万辆电动车。这个速度背后，就是那张万事俱备、灵活组合的中国制造业网络。
而且，不是说你只能在这张旧的网络里埋头苦干、求个生存就挺好。别忘了，还有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弯道超车的机会。你只要占有自己独特的生态位，一旦新技术爆发的时机到来，你就有机会发展出一张全新的网络。
听起来很抽象，其实我们中国人每个人心里早就有一个最佳案例。
那就是深圳的崛起。深圳当年起步的位置，那可是一点都不光鲜，甚至很低、很苦、很累。你看这个历史过程：先是干苦活累活，三来一补。慢慢地积累起来了一些能力，抓住互联网电子信息和智能制造这些的技术变革的机遇，就此发力，逐渐崛起。
深圳原来只是一个三来一补的节点，但是现在可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全球创新网络的中心节点。深圳每万人拥有发明专利数89件，全球领先。
你看，深圳不仅没有停留在低端产业的层面，而且，随着技术变革的进程，这座城市也不断向前演化，如今，深圳不仅慢慢的变成了先行示范区，而且还直接促动了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影响都很大的城市群：粤港澳大湾区。
再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担心，中国会因为被掐住创新的上游而窒息吗？
王煜全老师拿出的这份《创新生态报告》正面回应了这样的一个问题：我们和任何国家之间，都已经不是谁上游谁下游，谁输谁赢的关系。我辈中人，不应该在这个层面上纠缠，我们该意识到，我们正迎来一个历史级的机会，就是：有机会共建一张全新的全球创新网络。我辈中人只有一个姿势，干就是了。
正如一位诗人，默温说的：希望不是未来的东西，它是看见此刻的方式。
第七部分：中国制造的优势会消失吗？
自小会做应用题的中国人，是有两个担心的：一怕进水管关了，二怕排水管开了。这两件事要是发生了，再大的浴缸也会空了。
今年，很多人就是这么理解中国经济的。上有美国人卡脖子，下有制造业的转移，中国经济可不就危险了吗？中国的制造业到底会不会转移出去？
所以，我们就委托施展老师做了这么一份年度报告《中国制造报告》。他在越南考察了3个工业园，3个研究机构，2个国际组织，13家企业，30多个企业家，形成了这份报告。只为弄清一件事，中国制造业是不是在转移出去。
先看一眼我们的中国制造，规模惊人。别的不用说，一年培养的工程师，就相当于美国、印度、欧洲、日本的总和。我们的完备性也惊人。工信部部长苗圩说，现在中国有41个工业大类，207个工业中类，666个工业小类。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，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。这是人类历史上，头一次有国家做到这点。
与此同时不要忘记，我们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，当最大市场和最全工业门类，在同一片土地上同时发生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催生最快的创新和制造业的变革。
今天在谈中国制造的能力，不应该只看到它历史上的优势，更应该看到在新条件下，正在长出来的那些能力。比如柔性制造、智慧制造。
但是，话又说回来，整天喊中国厉害，有什么意义呢？厉害了就能躺下来睡觉，等着一个美好的未来吗？龟兔赛跑的故事，我们都知道。
就拿越南来说，虽然它现在的经济规模，只有中国苏州的90%。但是，2018年越南GDP的增速达到了7%，比我们快啊。
我们都知道过去40年，中国人是怎么过来的。越南那可是个有1亿人口的大国啊。放大一看，整个东盟人口有6亿。再加上印度呢？13亿。这是将近20亿的人口总盘子。如果他们都像过去40年的中国人那样勤劳肯干，会是什么结果？所以，对制造业流失的担心不是杞人忧天。
但是施展老师这次带回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答案。他既没有说转移了，也没说，不会转移。而是说，中国制造正在溢出。
你看，这个词有意思。它是想说，中国制造不是在以一种线性的方式转移，你有了，我就没有。而是在以一种网络的方式，向外生长、扩展、延伸。你有了，是对我的增强。
中国制造业向越南的溢出，其实是把越南接入到整个中国制造业的网络中。这话可不是施展教授说的，而是越南著名的经济学家阮德成，是《越南年度经济报告》的主编。
施展教授见到阮德成就问，说你们最近几年发展得这么好，有什么相关的产业政策啊？
对方给出的回答很反常，他说，我们其实不需要产业政策，因为我们有广州。
广州当然是个泛指，他的真实意思其实是，中国东南沿海的制造业体系。越南对这个体系的依赖太深了。
什么原材料都要从这边买。即使越南有自己的产业政策，一旦咱们这边有什么变化，它依托的外部环境也就彻底变了，原来的产业政策也就作废了。这就是怎么回事说，越南不需要产业政策。
越南对广州的依赖有多深？就拿做家具来说。越南当地虽然有大量的家具厂商。但是要知道，做一个家具，需要上百道工序。越南工厂做的，只是比较靠后的拼装环节，前期的原料，几乎都要从中国进口。比如做沙发，90%的皮革来自江苏，90%的夹板来自山东，80%的海绵来自广东。
你可能有点不相信，沙发又不是什么高科技，至于连这点东西都依赖中国吗？当然有技术的原因。但是技术好说，可以学。
有一件事越南学不了，那就是规模。因为没有规模，就发展不出如此精致的分工网络。但是中国有现成的网络啊。越南与其自己做，还不如用中国的网络。这么一来，这套网络，反而因为越南的加入，而进一步扩张了。
你看，带着网络的视角来看，这种溢出无处不在。施展老师给我讲了一个人的故事：
他叫任泽忠，重庆丰都人，早年间离开老家，去东莞打工，入了家具这一行。
你看，这是中国人熟悉的老故事吧？1997年，家具这个产业网络扩展到了越南，任泽忠也被公司派到了越南。2000年，自己出来单干，还是做家具。这个网络又借助任泽忠，往前扩展了一点点。
然后这几年，他从老家又招呼了一大批亲戚朋友，把他们都带到了越南。这群人各自撑起了一摊生意，在任泽忠的基础上继续扩展，形成了一个小有规模的家具产业网络。当然了，他现在还经常要回广东见见供应商们、和他们喝喝早茶，因为这个网络是中国整个家具制造网络的自然溢出。
20年的时间，中国制造这张网络，把任泽忠从重庆的丰都，网到了广东的东莞。随后，任泽忠和他的老乡们又把这张网络拱到了越南。
在20年前，任泽忠离开重庆老家的时候，他们村是镇里最穷的。如今已经是镇里的第一村。
施展教授告诉我，像任泽忠这样的，随着中国网络溢出到越南的人，能有几十万。他们在越南自称为：中国干部。
我们过去理解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，都是“转移视角”，都在谈竞争、说输赢、就是资源有限，你多一点，我就少一点。但是施展老师给了我们一个新视角，你也可以把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，看成是一个网络。
网络的特征是什么呢？接入网络的节点越多，这个网络的价值就越大。你就想，只有一个人有微信号，那微信什么用都没有，两个人有微信，这个软件就有点用了，现在微信号超过11亿了，你说这个网络是不是价值连城？
你发现没有，王煜全老师和施展老师在年初发起的课题完全不一样，但是在最后的结论居然殊途同归。他们都带回了一个关键词：网络。
回到最初那个问题，中国的制造业在转移吗？
施展老师的答案是：什么你的我的？都是人类这张网络的。
美国在这张网络里，越南在这张网络里，中国也在这张网络里。在这张网里，谁活得好，不取决于谁抢得狠，而取决于谁贡献大。
过去，我们提起中国人在海外，想到的是什么呢？勤劳？肯吃苦？大规模的援助？投资？买资源？开工厂？
其实，在所有这些表象下面，我们回头一看，中国人正在展现一种，空前强大且独有的能力。那就是：结网能力。
我们来看看，这些年，我们在国内干了什么，做成了什么？仅仅是更大的GDP么？更多的工厂么？不，我们变成了全世界网络中最强韧的那个部分。
先来看国内，2019年我们正在做什么：
2019年，我们把硬化公路，通到了所有的行政村，记住这个村的名字吧，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乌依乡阿布洛哈村。这是全国最后一个通路的行政村。在修路的过程中，甚至动用了米-26直升机。阿布洛哈是个彝族语，意思是“人迹罕至”。
2019年，我们的高铁通车里程达到3.5万公里，占全世界的2/3以上；
2019年，中国这片土地上的4G基站数量占全球一半以上，未来的5G大概率也是这样；
2019年，中国的快递行业总共送出了600亿个包裹，超过了全世界其它所有地方的总和；
到2019年为止，全球10大港口，中国占了7个，其中排名第一的，就是此地，中国上海港。
再过一会儿，就是2020年了，中国的扶贫攻坚战，就要打完最后一仗了。什么是扶贫？过去我们老以为，是把米面油钱送下乡，让他们有吃有喝，但是从网络的角度看，扶贫其实是把我们的每一个同胞，都连入一个繁荣的网络。
再放眼全世界这张更大的网络，来看看，就在这一年，我们在忙着干什么：
2019年，中国仍然在全世界到处修建铁路和港口。
这一年同时在建设的铁路包括中老铁路、中泰铁路、雅万高铁、匈塞铁路；
同时在建设的港口项目包括在瓜达尔港、汉班托塔港、比雷埃夫斯港、哈利法港。
2019年，中欧班列共开行超过了8000列，累计超过2万列。什么叫“中欧班列”？从中国到欧洲，货物只需要一次报关、一次查验、就全线放行。想象一下，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协调工程。
我们玩命的在连接，而且我们把这张网结的很深：
2019年，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，已经成了地中海第一大港。但就在10年前，这个港口的吞吐量只有88万标准箱。中国人接手10年，吞吐量翻了6倍。这可不是花钱就能实现的事情，中国的公司把国内最优秀的管理和技术团队派到了这里。一个数字告诉大家他们管理水平的提升，比港的提货时间从4~6小时，可以缩短到10分钟。
因为这个节点被打通了，一个叫中欧陆海快线的通道就此成型，把从东亚到欧洲腹地的时间，缩短了至少一个星期。
2019年，我还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项目，咱们国内的人了解的可能不多。但是这个项目，在一带一路国家中，正在产生深远的影响。这个项目叫鲁班工坊。
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在泰国、英国、印度、印尼、巴基斯坦、柬埔寨、葡萄牙、吉布提、肯尼亚、南非和马里建成了11个鲁班工坊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去开职业学校，从职高一直开到本科，让更多的当地人有机会成为中国编织的这张网络中的合格工作者。你看，不仅是中国制造的硬件网络在溢出，人才网络、技能网络也在溢出。
你看，所有人都希望连成一张更大的网。
你是一个美国硅谷的科学家，这张网欢迎你。你是一个越南的创业者，这张网也欢迎你。
我们一直生存在一个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当中，一个不断扩张的网络中。
我们都知道，网络是一个永恒的东西，从几十万年，智人走出非洲的那一刻起，它就在不断生长，从未逆转。
但是，网络也是一个残酷的东西，没有一点一张网可以让你一直躺在上面，坐享其成，它一直在演化。
好在，网络也是一个公道的东西，只要你在贡献、连接、扩展，它就一定会给你相称的奖励。
这个网络的扩展，从第一次全球化开始，已经持续了几百年，沿途不断有人加入。每一代人都是一面往前走，一面往回看，一面完成个人的奋斗使命，一面扩展全人类的协作网络。
1492年，是哥伦布这样的欧洲人，开启了大航海时代；到了21世纪初，属于我辈中人的大航海时代，正在拉开大幕。
时间的朋友，让我们以这样的姿态，走进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。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：怀抱希望、心生感激、深思熟虑。
第八部分：尾声
最后，我想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三件事。我确信，在2020年，每当想起这三件事，我都会挺开心的，希望你也一样。
第一件，再过23天，就是除夕之夜。我们要做一件事，就是和深圳卫视，还有爱奇艺合作，一起举办一场知识春晚。
从大年三十下午两点半开始，一直直播到大年初一凌晨零点三十。
虽然它叫春晚，但是它没有一个明星，也没有歌舞、小品、相声，它就是一个个在真实世界中处理问题的人，我辈中人，来给你分享一个个解决问题的方法。
话题很接地气。聊的都是除夕夜你们家围坐一圈可能聊的话题。
比如，怎么玩得好？怎么变好看？怎么教好娃？怎么有前途？怎么更健康？怎么找对象？怎么更舒心？怎么受欢迎？怎么会挣钱？
直到此刻，我把这台春晚宣布出来的时候，我还恍惚觉得，像做梦一样。看过去年跨年演讲的朋友，可能还记得，我们去年还有一个小小的梦想，在春晚里植入个广告，做个最小级别的赞助商，还失败了。但是，一年之后，我们居然就有机会参与办一台春晚。
你看，前进的通道、连接的方式，不就是这样在一点点地打开吗？
第二件事，是我在书里看到的，听起来可能有点不严肃。
有一个词听说过吗？原始尖叫仪式。就是在哈佛大学，每逢冬季期末考试的前夜，学生们都会举行一项奇怪的活动：集体裸奔。
你想，那可是寒冬腊月，北风怒号的时候。一些学生会在楼下集合，脱光衣服，围着学校，一边裸奔，一边尖叫。你可能觉得有点离经叛道。但其实，这是哈佛大学一项已经持续了200年的传统。
这就要说到一个人了，美国作家，叫肖恩·埃科尔。他到哈佛大学念大学一年级的时候，就赶上了这件事。看到一群人裸奔，他当时就惊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震惊之余，他马上又意识到，我得来来。试问，人这一辈子，能有几次机会，在哈佛校园里裸奔，又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呢？大概就这一次。
想到此处，他心念一动，马上回到宿舍，脱光衣服，准备加入到裸奔的队伍里。
但是，等他走到楼门口才发现，自己犯了三个严重的错误。第一，裸奔不能脱鞋啊，这不是去洗澡啊。当时是冬天，水泥地太冷了，冻得双脚发麻，根本走不动。只好转身回宿舍拿鞋。
紧接着，发现了第二个问题。门钥匙在衣服里，衣服在门里，但是门锁了，进不去屋。只好转身，硬着头皮上。
然后又发现了第三个问题。等他追到楼门口，只发现一溜远去的屁股。裸奔的大部队，已经跑远了。追吧，那就是一个人在裸奔，实在迈不出去脚。不追吧，屋内是肯定回不去的。这个左右为难的时刻，让他突然在寒风中开始思考人生。
为什么有的事你一个人不敢干，也干不了，但是在人群中，在大部队中，干了也就干了，从容又自在。和很多人在一起，你还是你，但你又比原来的你多了点什么。
这个段子我想了很久，人生不是在每个关头都明确地清楚自己该做什么选择。那怎么办？跟上这个时代，跟上这群人。
再说第三件事。去年我看到了一段新闻，心情很激动。在中国的西北角，甘肃敦煌，有一个沙漠中的湖泊，叫哈拉齐，跟西湖差不多大。这个湖在此之前已经干枯了差不多300年。但是现在复活了。
前两年，哈拉齐还只是偶尔有水。但到2019年，它已经有半年能碧波荡漾了。
这现象还不仅是哈拉齐，我们放眼整个敦煌周边，原本荒凉的戈壁都开始变绿了。
也不仅仅是敦煌，整个中国西北部都在变暖、变绿、变湿润。
新华社的记者专门去陕甘宁青几个省份的气象部门去采访，然后了解到，从1961年开始，西北气温升高和降水增多的趋势就开始了。这个进程已经持续了近60年。但是直到2019年，才被慢慢的变多的人感受到。
这种变化背后的影响到底是什么，我们短期内没法下结论。
但是，我感受到了一种来自慢变量的震撼。
我辈中人，不要忽视这些缓慢而巨大的变化。因为这些变化缓慢、持续而坚定，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有参与的机会。
我们对这个时代充满信心。
因为我辈中人正在参与、贡献、构建着这个时代。就像万维钢老师说的：以贡献感为指引，你是幸福的，也是自由的。
也像约翰·列侬说的：一个人的梦想只是梦想，一群人的梦想就能成真。
这就是《时间的朋友》倒数第16场。365天后，我们再见。
